分類：投稿 作者：佚名 來源：網絡整理 發布時間：2023-02-27
元大都的刻本
元尚
中國的歷史進入公元1260年的時候，忽必烈在取得了絕對統治地位，開始采用中原漢族文化，以此來改變元朝人已經不再適合治天下的舊制。1271年改國號為大元，設首都于金中都，并改京城名為大都，1276年元朝的軍隊滅南宋，在統一天下的過程中，元朝的軍隊有過幾次大規模的屠城，但是元朝政府有令匠人免死，由此一大批刻書匠人，活了下來。盡管他們在元朝的社會地位很低，但卻為元朝的刻書提供了技術上的條件。元朝在征伐的同時還獲得了大量的宋刻圖書。
1368年元朝滅亡，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元代在中國印刷史上，留下了極其重要的一筆，而元大都中央機構的刻書，在北京刻書史上，具有上承遼金，下啟明清的作用。特別是它繼承宋版印刷的優良傳統，又有新發展。在技術方面，出現了書籍的雙色套印和包背裝。圖書的多色套印技術，從文字記載上看，應該說是起源于宋代，可是一直沒有實物發現。而現存最早的朱墨套印本書畫冊印刷，又是元至正元年(1341年)中興路資福寺刻印的《金剛經注》。由此可見，這種新技術，很有可能在元朝以前的宋朝就被發明出來了，也許因為技術尚未完全成熟，僅有記載，而沒有實際應用；也許這種技術尚處在試驗階段，僅印刷過很少的本子，而這些本子由于數量過少，沒有流傳下來。多色套印技術在元朝的成熟使用，既是繼承，又是創新。
元朝以前圖書的裝幀形式，大體經歷了卷軸裝，經摺裝和蝴蝶裝，包背裝則是一種完全新式的書籍裝幀形式。如果拿它和蝴蝶裝比較來看書畫冊印刷，其不同是很明顯的。蝴蝶裝又簡稱“蝶裝”，它的書頁展開的時候，就像蝴蝶那展開的翅膀，因此人們就根據這個樣式給它取了一個十分好聽的名字。這種蝶裝書已經可以在書架上像現代圖書那樣直立插放，不同的地方，是它書口向下，書背向上。包背裝則是用一張厚紙將書背包起來，因此就有了這個名。它用紙捻穿針，先把書釘牢，后再粘上書皮。這已經很像我們現在見到的線裝書的樣式了，所不同的是一個用紙捻，一個用線。正是元的這種包背裝的廣泛使用，為后來線裝書裝幀形式提供圖書的形式基礎和技術基礎。對于如何制作這種包背裝，元代北京印刷的文獻《秘書監志》中，有比較詳細的記述，它說裱褙匠焦慶安有個配方，其中打面糊的物料是:黃蠟、明膠、白礬、白芨、藜蔞、皂角、茅香、藿香、半錢，白面五錢，硬柴半斤，木炭二兩。粘合劑、防腐和芳香三合一，這證明了當時大都印書在裝訂用料方面已是十分考究了。元大都出版書籍，初期裝幀形式，仍以蝴蝶裝、經折裝為主流，但蝴蝶裝的形式主要用于經史類圖書。中期以后，包背裝成為圖書的主流裝幀形式。
秘書監，是古代的一種官名。它初設于東漢桓帝的時候，責任就是專門掌管圖書秘籍。魏、晉，南北朝、唐、宋一直保留這個官職，其責任也一直沒變。元代承漢制，秘書監長官為卿及大監、小監，事務官為監丞。瞿蛻園《歷代職官簡釋》說:“古代圖書集中帝室，故取秘密之意……唐、宋以后，雖掌藝文圖籍之官迭有增設，而秘書監之名不廢。”
元代秘書監秩正三品，世祖至元九年(1272)置。設卿4員，太監、少監、監丞各2員，典簿1員，令吏及吏員若干。屬官有著作郎、著作佐郎、秘書郎、校書郎各2員，辨驗書畫直長1員。監丞皆用大臣奏薦，選世家名臣子弟為之。卿則參用宦者2人。
在定都北京以前，元朝就于太宗8年(1236年)6月，在燕京設立了編修所，于平陽設立經籍所。元至元10年(1273年)正月又在北京設立了秘書監，掌管歷代圖書，后來從江南杭州、臨安運來的宋版書就收藏在這里。至元14年元朝又把平陽的經籍所遷至北京，接著又創立了興文署，專門掌管圖書的雕刻和印刷。興文署元朝官署名。屬集賢院。掌教育生徒。署令以翰林修撰兼充，署丞以翰林應奉兼充。元刊書籍多出自興文署。《元史》記載，“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立興文署，召工刻經史子板”，人員設置是:官三員、令一員，函三員、校理四員、楷書一員、掌記一員、鐫字匠四十名、作頭一，匠戶十九、印匠十六。第一部刻印的圖書是《資治通鑒》。因為事關教育，興文署刻書范圍，還是很廣泛的，中國古代圖書四大類里面，其囊括了“經史子”前三大類。興文署到底刻印了多少部圖書，文獻沒有明確的記載，《秘書監志》里面有這樣一個記載，還是那個裱褙匠焦慶安，曾經做過一次不完全統計，它記錄了這次統計時的圖書冊數，以及印刷這些圖書的用料數據。“書籍文冊6762冊”，用黃綾13524尺，藍綾338.1尺，各種紙張數據都在2萬以上。可見，大都興文署刻印的圖書規模之大。由于京城刻書范圍廣，印刷量很大，京城自身的技術力量有時候就顯得不足，因此有一些圖書就拿到杭州刻印。其中最有名的是《遼史》和《金史》。從版本上說，這些書不能算是元大都版，可是如果從圖書出版的角度上看，它們隸屬于北京圖書出版史的范疇則毫無疑問。
為什么要拿到杭州，而不是別的地方去印刷，京城刻書當然要找印刷水平最高、質量最好的地方去印，杭州一帶自古就以刻印精良聞名，入元后，其圖書印刷仍居全國之首，所以政府的重要書籍，拿到杭州去印，是當時最好的選擇。
除了秘書監、興文署刻印圖書以外，廣成局、國子監等機構，也都從事印刷活動。元大都刻書機構，各有范圍，秘書監的興文署，掌雕印文字，刻經、子、史。藝文監用蒙古語翻譯儒家作品，廣成局掌傳刻經籍、圣訓等及印造之事。大醫院的廣惠局或醫學提舉司管理醫書的刻印。太史院專掌歷書印刷。元國子監刻本，傳世的有小字本《傷寒論》。
政府在大都的廣泛刻書，客觀上刺激、帶動了民間書肆的刻書活動。《析津志》上記載，大約在現今東長安街附近就有書肆。大都書肆中刻印的圖書，主要集中在供一般人閱讀消遣的民間戲劇與小說一類。高麗有一部漢語教科書叫《老乞大》的，書里面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說當時在大都購買的書籍，里面就有《三國志評話》。另一部叫《樸通事》書中也說過，到大都去買書，買什么書“買《趙太祖飛龍記》、《唐三藏西游記》”。而燕山(竇)氏活濟堂則是專門刻印醫書的書肆。元代書坊刻書從規模上說，雖不如官刻圖書，也不如后來明清時期，但它卻是大都出版史上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京城歷史上，市民閱讀趣味與士大夫閱讀趣味有別的一個寫照。
版本學上把元朝刻印的圖書稱之為“元版”，按照這種慣例我們可以把元朝刻印于大都的圖書，稱之為“元大都版書”。元大都刻書的質量，與宋版不相上下。現存元版本大多是刻本。在宋本亡佚的情況下，元本書也就成了某一部書事實上的最早版本。清人著名藏書家葉德輝，在其《書林清話》卷7中有《元刻本多名手寫》一文，對元版書頗多贊譽。640年過去，大都刻書上承宋遼金，下啟明清，值得后人紀念，值得后人懷想和珍視。
首發于：《北京日報》“古都”版，發表時署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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