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投稿 作者：佚名 來源：網絡整理 發布時間：2023-04-25
對于走過120個春秋的商務印書館而言，以所在地時間早晚，可以大略分成“上海時代”與“北京時代”。而在誕生地上海度過的幾十個春秋之中，戰爭的劫難，可以說是商務印書館遭遇的最大挫折。
盛極一時
時間回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戰爭后的第二年，上海公共租界江西路北京路南首的德昌里末弄3號，一爿只有數架印刷機的手工印刷作坊悄然開張了。作坊的主人叫夏瑞芳，青浦人。與他合股的，有他在清心書院讀書時結識的知友鮑咸恩、鮑咸昌兄弟（寧波人）。鮑家的大小姐還仿照當時上海灘上有名的美華印書館的名稱，給這月新開張的小印刷作坊取了個相當氣派的名字——商務印書館。
幾十年后，這間起家時只有3750塊大洋資本的印刷作坊，竟一躍而為上海乃至全國重要文化教育事業單位和最大出版印刷企業。1904 年，商務印書館在閘北（今并入靜安區）寶山路東面購置了 80 余畝土地，開始大規模擴建，到 1932年，已是一個具有四個印刷所、一個東方圖書館、一個編譯所、一所尚公小學，以及雜志社，函授學社和若干書店在內的大型印刷、文化和圖書發行企業，在全國各大城市和香港部設有分館，其資本總額從最初的40萬元增至500萬元。
全盛時期的商務印書館有各類機器 1200余臺，印刷機的種類和質量在遠東首屈一指，滾動機、膠版機、米利機、鋁班機、大號自動裝訂機和自動切書機應有盡有，還有世界第二大的照相機。至于各種鉛字、銅模、制版、油墨、膠棍、機械，以及教育用品如儀器、標本、文具等都能自行制造，并供給各地。
因此，民國時期的商務印書館所印刷之圖書, 無論是數量或質量都是全國首屈一指長沙印刷廠畫冊印刷，尤以中外名著和各類叢書、辭書的系統印行而聞名海內外。這段時期，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大型中國古籍有：《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續藏》、《道藏》、《百納本二十四史》等；還有藝術類的《宋人畫冊》、《石渠寶鎰》、《宋柘淳化閣帖》等，其印刷無不精美絕倫。最值得夸耀的是三十年代初出版的風行全國的《萬有文庫》， 這部叢書是當時中國出版界的長篇巨制。此外還有辭書和工具書方面出版的如《辭源》、《學生字典》、《教育大辭書》，以及人名、地名、動植物、礦物、醫學等辭典數十種；甚至當時全國大中小學教科書也有百分之七十五由該館印刷和發行。到30年代，商務印書館的各類出版物己達八千余種，幾百萬冊。
《萬有文庫》
上世紀20年代時，時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的張元濟認為有必要建立一所公共圖書館，遂在上海著名的“涵芳樓”藏書館基礎之上，由商務印書館出資11萬余兩，在其總廠對面的寶山路新建一座五層的銅骨水泥大廈，取名東方圖書館。從1926年東方圖書館對外開放后很快便受到了讀者的青睞，1929 年全年閱覽人數近3萬長沙印刷廠畫冊印刷，1930 年已突破 3.6萬人。這時的東方圖書館已成為國內藏書量最大的圖書館，“實藏普通中文書268000余冊，外國文書東西文本計80000余冊，凡古今中外學科學術上必需參考書籍無不大致粗備”。其中經史子集四部之善本書 達3745 種、35083 冊，另外還還藏有全國各省整套省志，總計 22 省 2641種、25682 冊，其中有元本 2 種，明本 139 種。除省志齊全外，全國府廳州縣志藏有 1753 種，占總量 2081 種的百分之八十四，其搜羅之賅備，國內罕見。
東方圖書館
東方圖書館的毀滅
正當商務印書館的事業走向鼎盛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強加的災難帶走了它的黃金時代。1932年“一二八”抗戰爆發，商務印書館所在的閘北成為中日兩軍爭奪的焦點，1 月 29 日凌晨 4 時 20 分，日本轟炸機多架由停泊在黃浦江中的日本第三艦隊航空母艦上起飛，向上海閘北一帶俯沖空襲。上午 10 時許，日機向位于閘北寶山路的商務印書館總廠房投彈數枚， 引起猛烈爆炸，由于廠房內紙制品堆積甚多， 燃燒極快，到下午 5 時許，全廠盡毀，其中整個印刷所，占地80余畝的商務印書館計有長房兩大排， 3層大廈、 4層大廈各1幢，以及棧房，連同機器均焚毀一空，變成了一片瓦礫。由于處在戰地，無法救火，火焰沖過寶山路，燃著四周民房。到2月1日上午8時許，更是蔓延到商務印書館所屬之東方圖書館，頓時火勢很猛，濃煙滾滾，至傍晚，該館的五層大廈被焚毀一空，30 余年來苦心搜羅的中外圖書雜志，包括大量的孤本、珍本、善本圖書，全部化為灰燼，十里開外的法租界竟也飄落下焦黃的《辭源》、《廿四史》等書籍的殘頁……
東方圖書館的慘狀
這場大火使商務印書館“三十余年來致力我國文化事業之基礎盡付一炬，物資上精神上之損失均極重大”。據估計戰爭給商務印書館造成的損失達 1633萬元，而它更是自 1860 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以后，中華文化寶庫的一次空前的大浩劫。張元濟眼看從東方圖書館廢墟飄來的紙灰落入自家宅中，不禁為之淚下，“工廠機器、設備都可重建，唯獨我數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幾十萬冊書籍，今日毀于敵人炮火，是無從復得，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這場災難并不是意外的“誤炸”。表面上，日本人轟炸商務印書館的理由是它成為了“閘北中國軍隊主要防御地”，于是“商務印書館之被毀，在文化上因甚覺可惜，而在戰略上觀之，則在當時固絕對必要者也”。但是這個借口連當時中立的西方國家都覺得過于拙劣，《密勒氏評論報》就指出，“凡沿租界邊疆十余處以觀察閘北戰事之各中立國軍事觀察者均能出而證明該館廠屋并未被華軍用為堡壘”。實際上，日本侵略者的真實用心，正如其上海派遣軍司令鹽澤幸一在事后所表示的那樣，“燒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復，只有把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文化機關焚毀了，它則永遠不能恢復”。當時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王云五也意識到，“日本帝國主義認為商務印書館是中國人自辦比較有點規模的企業，覺得有些討厭，便首先把它炸毀”。
日本海軍大將鹽澤幸一
日本式的焚書
“一二八”戰爭的浩劫使得商務印書館元氣大傷，因而被迫于1932年3月16日宣布暫時停業，解雇總館廠全體職工。 幸而商務印書館在香港、北平的兩家工廠尚能利用，盡量擴大生產規模 ,重點印行中小學教科書和贏利較大的圖書，各地分支館則匯交近半年的收入，作為復興總館之用，才勉強度過難關。但在日軍繼續占領上海華界大部分地區的嚴峻形勢下，商務印書館不但不能在寶山路舊址重建總館廠，而且在上海華界任何地點都不可能冒風險再興建大型館廠。戰前商務的印刷技術領先全國，但經此一戰，為了避免再遭日軍破壞，商務印書館決定不再大力發展印刷業，只得將大量印刷業務交給技術水平較低的小廠家承包。東方圖書館被焚前，從事編譯工作的專家曾達300人，之后僅剩十名負責審理外稿的編譯人員。為此，在 1932年3月日本退兵后，對廢墟詳加查勘，并將全部財產損失造具清冊，呈報國民政府，以求來日向日本政府交涉賠償——等來的卻是更大的劫難。
1934至1936年，苦苦支撐的商務印書館出版新書 1. 2024萬種，仍占全國新書出版量一半。1937年蘆溝橋事變發生后，剛恢復了些元氣的商務印書館再度遭受劫難。北平的商務印刷廠即京華書局很快與上海總館失去了聯系。接著“八一三”戰役在上海打響，商務印書館上層被迫分為兩部分，王云五為首的總管理處離開上海，統籌抗戰后方的業務，張元濟為首的董事會留守上海租界內，維持上海等地的業務。商務印書館在上海華界的機器，除少量運入租界外，大多隨總管理處運抵長沙。不久，日軍向華中地區大舉進兵，部分機器又遷往重慶。長沙失守之際 ，未及運出的機器設備焚毀殆盡。
留守上海租界的商務印書館勉強支撐到了1941年4月終于宣告倒閉。但期間并不是毫無作為，在人稱“孤島”的上海租界，商務印書館修訂《辭源》，編輯《叢書集成》，還組織編寫了弘揚民族正氣的《文天祥傳》、《史可法傳》、《岳飛傳》與《戚繼光傳》。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1940年汪精衛投日建立所謂“國民政府”后，與其私交甚篤的張元濟立即決定重印《中華民族的人格》，這本書的前言疾言厲色地指責漢奸們“只要拾得到富貴青，免得掉貧賤，倘然再有些外來的威武加在他身上，那更什么都可以不管了”。此時重印，意圖自然是不言而喻。
《辭源》
《中華民族的人格》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孤島”終告淪陷。1941年12月8日日軍占領公共租界與法租界，12月19日就迫不及待地對商務印書館等五家書局進行地毯式“檢查”，規定凡是重慶國民政府允許發行的教科書、涉及反日反滿和宣傳抗日的書籍一概沒收。結果，根本識不得幾個漢字的日本憲兵只要看到“蘇聯”、“日本”、“國難”等詞匯，不論具體內容是什么，就一律抄沒。商務印書館因此再遭劫難，多達462萬冊圖書被日本占領當局沒收。這是因為在1932年“一二八”戰役中，商務印書館出版部的出版記錄卡片全部被毀，致使復業后重印書的印次無法同以前的印次銜接，于是用“國難后第一次”重新開始記錄印次。凡是在“一二八” 后重印的書版權頁上都印有“國難后第幾次”字樣，因此幾乎所有圖書都被日本憲兵認定為抗日排日的讀物，統統遭殃。連日本人事后都承認，真正的抗日書籍“只占極少的比例”，但大多數書籍仍然沒有歸還商務印書館，反而“胡亂投放在同一倉庫，計劃將其中一部分化為紙漿”……至于商務印書館在滬殘留的倉庫也沒有幸免于日本侵略者的掠奪，機械和各類器具被無償征用，計有印刷機 34臺，照片制版機 4臺，切割機 5臺，鑄字機 5臺及附屬器械 1套，壓書機 4臺，制本機 2臺，鉛字 50余噸，以及銅板和各種各樣的印刷材料不計其數，終于使得商務印書館“在上海的印刷出版陷于癱瘓”，直到抗戰勝利之后，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業務仍處于停頓狀態，足見戰爭的劫難，對其的創傷至深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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