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投稿 作者：佚名 來源：網絡整理 發布時間：202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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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畫是全球化歷史進程產物
“18、19世紀廣州外銷畫家的存在，促使我們站在一個新的角度觀察廣州口岸的歷史，提醒我們要理解廣州的口岸文化形態，就不能忽視一個重要事實，即口岸社會中各種不同的人群都共同參與了世界性的發展進程。雖然歷史文獻中對歷史上廣州出現的這批畫工沒有留下太多記載，但我們還是能夠透過一幅幅精美繪畫，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他們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江瀅河說。
而此前，他也曾提到，“廣州外銷畫的形成和發展，是動態的歷史發展過程”。2022年12月29日于廣東省博物館公眾號平臺，江瀅河舉行公開講座《全球視野下的廣州外銷畫》，做了三點小結：一、廣州外銷畫是全球化歷史進程的產物，全球化推動力是貿易，因此廣州外銷畫最顯著的特點是由貿易塑造的；二、廣州外銷畫的形成和發展是動態的歷史發展過程，每個階段都有其歷史和藝術特點，不能將對廣州外銷畫的敘述簡單化和平面化；三、廣州外銷畫從歷史上的出口工藝品，轉化成博物館中的藝術品，也是世界全球化進程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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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畫是外銷畫的重要主題
在粵博提供的資料中，記者看到江瀅河對風俗畫的介紹。他說：“風俗畫是以社會風俗習慣為主題的繪畫，包括日常家庭生活、各種職業、各種人物、風俗習慣等內容。風俗畫在中國有著深厚的藝術傳統，始見于漢代的畫像石和畫像磚，至宋代達到高潮，以《清明上河圖》最為著名，作品多是鴻篇巨制的長卷，畫面景物可游可居，使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中國繪畫史上，該類作品層出不窮。”
風俗畫題材毫無疑問地大量出現在18、19世紀的廣州口岸廣州印刷畫冊，成為了清代廣州外銷畫的重要主題。
他說：“目前保留在世界各地博物館的廣州外銷畫中，風俗畫題材的畫作數量最多，繪制形式也多種多樣，包括油畫和玻璃畫等形式，更多的是以水彩、水粉畫等繪制，成套裝訂成冊出售。這些外銷畫作品受到歐美人士的歡迎，是當年來廣州貿易和游歷的西方人回程攜帶的紀念品和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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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里畫冊，外銷畫面貌初具
18世紀初開始，廣州就開始出口描繪中國風俗主題的繪畫作品。它們的流變軌跡是怎樣的？
江瀅河分析了兩種不同時期出口歐洲的廣州外銷風俗畫——德格里畫冊和荷蘭羅也訂制畫冊——“以探討18世紀廣州外銷風俗畫發展的不同階段，從而討論了商貿驅動下的藝術創作，如何調試中西文化”、不斷形塑外銷畫面貌的過程。
記者在講座中看到，其展示的德格里畫冊照片，畫冊有著紅色硬皮封面，封面四周及中心有燙金花紋圖案，十分精美——
“美國麻省迪美博物館是世界上收藏中國外銷藝術品最全面和豐富的博物館，在該館的豐富收藏中有一本畫冊十分引人注目，收藏號AE85315，被稱為‘托馬斯·菲利普·德格里伯爵畫冊’”，江瀅河介紹，這是德格里伯爵于1747年3月，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理查德·馬丁遺物拍賣會上購得的一批畫。
而“馬丁，于1735年或1738年在廣州期間曾購買成匣的圖片。根據商業記錄，當時馬丁和其他歐洲人從廣州買回去的圖畫是‘匣’或‘盒’（box）為單位的批量圖畫，而不是畫冊。因此拍賣會上出售的可能是由英國人用圖畫制作而成的畫冊，以致德格里需要加入插頁，交代相關事項和畫冊內容。”
這本畫冊“一共有32幅圖畫，圖畫所描繪的內容堪稱早期廣州貿易繪畫的范本”。江瀅河介紹，這里的每一幅圖畫都描繪了一個單獨的中國人物，諸如和尚與尼姑、欽差大人和欽差奶奶、狀元和小姐等，畫作則是“隨意編排裝訂”。
他特別指出，“德格里畫冊圖畫畫面完整，每一個人物都身處各自不同的工作或生活環境中，生動準確地描繪了人物不同的身份和面貌，呈現與人物相關的故事，與后世繪制于空白背景上的廣州外銷市井人物畫不同”。
“畫冊中出現的中國繪畫元素包括庭院中的梅、竹、松、柳各種樹木造型，房屋中的窗欞、盆景、文房四寶，狀元頭上的宮花，小姐手中的折扇和學者手中的羽扇，以及房間的墻壁窗花、太師椅和公案、圍欄等等，這些都是中國繪畫中相關主題的重要元素，呈現出非常傳統的中國繡像繪畫面貌，深刻反映出畫家在題材選擇和創作技法上中國傳統繪畫的知識和經驗。”
江瀅河認為，英國人“買家”，通過“制作”，重構了西式中國敘事的“英國畫冊”，使廣州出口的中國畫初具了“外銷畫”的面貌——
“從17世紀末開始，成箱成匣的中國圖畫被大班船長們帶回英國，分別流向社會不同的場所。不少圖畫以‘Indian painting’的名目突出其裝飾性和異域風情，被張貼成墻紙裝點英國人的家居生活。另外一些繪畫會被重新制作，裝訂成諸如德格里畫冊這樣的畫冊，被冠以‘中國習俗’之題，向英國人展示中國社會文化。這些圖畫還不能說是按照西方社會的理念來建構中國社會風貌，不過，英國人通過‘制作’解構了中國畫像的文化內涵，成為了西式中國敘事的‘英國’畫冊，使廣州出口的中國畫初具‘外銷畫’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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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羅也畫冊，外銷畫的成熟之作
而到18世紀70年代，也就是“羅也畫冊”繪制的年代，“這是廣州體制日漸穩定、中外貿易日益繁榮的時代，越來越多的外國人抵達廣州，十三行商館區也呈現出日益西化的面貌，也是外銷藝術品走向成熟的時代”，江瀅河說。
“羅也畫冊”，藏于荷蘭國家文化博物館，該館“收藏著18世紀70年代初荷蘭海牙律師簡·西奧多·羅也從廣州訂制的大量各類人工制品，其中包括2000多幅繪畫作品組成的畫冊。這批藏品是18世紀西方世界罕見的關于遙遠中國的知識研究型收集，反映了17、18世紀荷蘭的科學發展和文化追求，其中這些外銷畫冊正是18世紀中葉之后走向成熟的廣州外銷畫重要作品，凸顯出廣州外銷畫的顯著特點”，江瀅河寫道。
和前述德格里畫冊及早期“India picture”所呈現的中國繡像傳統不一樣，羅也畫冊出現了什么不同呢？
“羅也訂制從繪畫題材、繪制技巧和畫冊編訂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明顯的變化，可以說是廣州外銷風俗畫范式的典型作品。廣州外銷畫家在荷蘭人的要求下，雖然仍然使用中國傳統人物題材，但創作了不同于中國市井畫意境的社會生活圖畫。他們根據顧客意愿挪用了中國視覺傳統的繪畫題材，畫家們并非只是簡單地把傳統長卷上的人物打散而單獨繪制成圖畫進行編輯裝訂，而是對這些題材進行了改造。他們從各種繪本、粉本中把各種人物單獨分離出來，刪減背景、增加動作，對這些人物畫進行加工，清晰地描繪出人物及其職業，以達到真實的效果。于是，這些人物圖上表達的并不是中國傳統繪畫的意境，而是讓觀者感受到在直面現實生活中的人物。而且，每一幅圖畫上都用標有中文標題，第二類畫冊上還有后來羅也在荷蘭請人對標題進行了拉丁文釋讀，研究目的非常明顯。”
江瀅河表示，這些畫作從呈現中國傳統視覺性的繪畫，轉向了西方人眼中具有知識性的圖片，達到展現中國知識的目的，被西方人放置在正在完善中的社會分類系統中，豐富了歐洲海上擴張以來逐漸形成的新知識體系。
“可以說廣州外銷畫家們通過其畫筆廣州印刷畫冊，賦予了這些套式化的人物形象以某種程度的‘真實’意義，西方社會可以通過這些‘真實的’圖像了解中國社會，強化了他們對‘異域’中國的認識。”
“在這個過程中，技術上畫冊體現出不僅是畫家對西方透視及明暗等繪畫技巧的掌握，更體現在繪畫元素的使用上，使畫冊整體趨向于一種人種志風格的繪畫。可以說，廣州外銷畫已經完成了中西文化系統的跨越，相關繪畫形象被納入了西方視覺文化中，從而產生了新的文化意義，成為了中西共享的視覺元素。”
“從德格里畫冊到羅也畫冊，不論是繪畫本身，還是畫冊制作過程，都呈現出了中西視覺文化因素的共存方式，盡管各有不同之處，但其間牽涉到的歷史內容，為我們提供了探究廣州外銷畫的藝術價值與中西視覺文化關系的機會，提醒我們應避免靜態地看待廣州外銷畫的歷史。”
（本版圖文資料來自江瀅河《清代廣州外銷風俗畫的形成與發展》《全球視野下的廣州外銷畫》，廣東省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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